可是，如前所述，信仰的建构不但可以借助宗教，而且还可以借助哲学。
这三条理由中，第二条基于人类伦理，第三条属于泛生命伦理，而对极端为我主义而言，两者都不是有效的。但实际上，使用同一术语或素材甚至谈论同一问题，都未必可以称为同道。
第三，对其它生命种类的伤害。但他决非可有可无的小人物，因为他配的是大角色。内容摘要：在中国思想史上，杨朱不是一个大人物。还有《徐无鬼》的庄子曰：然则，儒、墨、杨、秉四，与夫子为五，果孰是邪？或者若鲁遽者邪？孟、庄同代，思想迥异，而作品互不指涉对方，但各自都把杨、墨当思想对手，这意味着杨朱不应是虚构的人物。当然，这是经典世界才可能发生的情形。
之所以几乎不约而同的指向学派建构的目标，是大家对思想传统的理解，建立在一些共同的假设之上。例如，所有典籍上记载的思想人物，都有一套自己的思想，同时他们都应有自己的作品（只是有些佚失而已）。德这一观念乃是相应于道的分析而有的，因而又有不同层面的意义。
在易学传统里，道身、根身与器物乃是一体相连的。但是，应该看到亚氏的中并不完全是数学上机械的中点，他强调： 若是在应该的时间，据应该的情况，对应该的人，为应该的目的，以应该的方式来感受这些情感，那就是中道，是最好的，它属于德性。当然，由于其有一套全新的、独特的话语系统，也能够自成一家，自圆其说，但能否为训练有素的哲学家接受，能否为有兴趣的学人理解，能否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所借鉴，还得拭目以待。而德正是在与道平行而又互相涵摄的意义体系里取得其意义结构的。
佛家原本属于印度感同成独的文化传统的。这些中道观在各文明的早期哲学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差不多成为一个共同的文化现象，对后来的文明发展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不过，由于主体性的差异，中西实体主义的形态并不一样：前者的实体主义是自体性的，它的根源来自爱罗心性自由本能的权力意志。唐先生通过审视进入文明的人类文化的发展，发现人类的意识心有三大倾向：意识心的感异成隔（简称异隔）心态发展出的是有隔无融的观念和哲学，意识心的感同成独（简称同独）心态发展出的是无隔无融的观念和哲学，意识心的感一如实心态发展出的是同融中道的观念和哲学。龙树还提出：不生亦不灭，不常亦不断，不一亦不异，不来亦不去。由根身体悟出的朝直用中是场有权能运作的本质，这从权能本质的观点而言就是皇极大中。
他说： 过犹不及是两条路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的思想方法之一。场有哲学的构思、建立、完成，无不以中道为基本思路，基本思维方式。饶炯部首订：‘正下云‘是也。同融中道之中的中正是由这化端为面的道术建立起来的。
因此，道就是现象学、存有论的道与本体论、宇宙论互相涵摄之道。其三，中庸观念与阴阳观念没有结合起来，造成了中庸有中心主义的倾向，阴阳有二元分立的倾向。
《道德经》中道是原始混沌的场有经验，也指与此经验互相涵摄的场有全能之道——常道。如中国《周易》、孔子和《中庸》的中庸（中和）思想，古代希腊亚里士多德的中道观，古印度奥义书、吠檀多不二哲学及后来大乘佛教龙树的中观（空观）哲学，还有伊斯兰《古兰经》中的中道思想等。
在原始佛教中，佛祖说法时就采取的就是离二边说中道的方法。诚就是权能的自直，中和就是权能的用中。哲学对真理的追求无可避免地受到以上三种心态的支配，异隔心态或同独心态支配下所见的是片面真理，而只有感一如实心态是道心的发用，所见的便是整全的真理。这样，一、大、王、中实质上差不多就是一回事，只不过从不同意义理解罢了。二、中道观与世界文明发展路向 （一）、为什么各个文明早期会不约而同地对中道思想同宗共赞？ 在世界各大文明的早期宗教、哲学中，都不约而同地有中道思想，并且以不同的形式——神话、格言、教义、哲学论著等表达出来。良知型的实体主义是一种保守的、妥协的、僵固性与封闭性的实体主义。
中道在我看来是打开场有哲学神奇之门的钥匙，是把握场有哲学的关键（道枢、枢纽），是权能场有的运行之道，是场有哲学的最高原理（皇极大中），是场有哲学的终极关怀之道（超切中道）。对此，罗素曾有过尖锐的批评，说西方人有‘什么都不过分的格言。
过度和不足乃是恶行的特性，而中庸则是美德的特性。同融心态是一切中道哲学的根源。
唐先生认为，仁性与材性乃是人性中对立的两极，二者的综合作用不但决定着人类行为的基本方式，而且也因此决定了人类文明的走向——中西印文明的差异就是由仁材两极的交互作用所呈现的不同性相决定的。凝滞不畅的个体生命一定是有偏颇的，不得其中的。
皇极大中就是权能运作在成成觉觉之上朝直用中。但纵观伊斯兰文化的发展历程，这种中道思想并没有占主要地位，由于沙漠生存环境严酷，物质匮乏，历史上东西文化在中东地区的激烈冲突，天灾人祸，战乱频繁，生活艰辛，阿拉伯人民和伊斯兰教徒便没有可能走中道，再加上伊斯兰教本身以真主的名义号召圣战，就形成了历史上一手拿《古兰经》，一手拿剑刀的伊斯兰文明形象。这显然是试图把中庸与相反相成结合起来，在对立中寻求统一，是对传统思想进行现代化的尝试。古希腊著名的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前525-456）在其剧作《奥瑞斯提亚》中曾借公正的雅典娜之口说： 浊泥污水污染了江上清流， 江河之水就不能下咽。
唐先生把践仁的功夫从不同的层次上分成本体之仁、类性之仁和道德化仁。随着人类各个文明体系的日益接近，共同性的东西越来越多，现在人类已经有充分的条件和绝对的必要对不同文明的历史、现状进行比较认识和深层次研究，以促进文明构架根源性、历史性、理想性的自觉，并进而探讨全球一体化形势下世界文明的走向，人类文明的前景。
人类精神生命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根身在原始意识混沌中的突显——这突显的根身就是‘盘古生其中一语里的‘盘古了。哲学上的唯我独尊主义正是异隔心态在思想上最极端的表现。
这种反对把中道绝对化的理解的观点体现了亚氏伦理学的辨证精神，而这样一种动态灵活的辨证中道观同样为先秦儒家所持有，孔子就有无适也，无莫也（《论语·里仁》的灵活辨证态度，孟子也反对子莫执中无权的形而上学态度。今天，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人类文明在经历了20世纪以大开为主、大合为辅的动荡分化的历史以后，21世纪必将步入大合为主、大开为辅的综合统一的历史。
《道德经》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中的负阴抱阳指的原是直立形躯的向（阳）背（阴），借为描述生生权能通过万物的自诚——自直行为。中道哲学的精义可以用四句话表达出来，即：一心无碍，圆融俱足。天地、乾坤乃是一切相对性的根源。佛教传入中国，道教的形成，魏晋以后中国文化逐渐形成儒道佛三分天下的格局，但总体上还是同融中道，具体的则三家各有偏向。
秦汉以后，一方面统治者不能容忍异端，消泯了思想的多元与对立，另一方面，后儒给儒学确立了守成的品格，把进取当成狂狷，以变革为灾难。所谓以身起念，就是指人类根身直立起来的时候，所见到一切的豁然开朗，并感受到一种原始震撼，并出于超切直觉意识，使人类意义世界得以开显。
这样，道家精神所代表的同融中的同独与佛家精神所代表的同独中的同融就在中国文化传统注重落实的土壤里开花结果——即宋明理学。生生权能通过文明社会政治结构层面的朝直用中就是政治权能的皇极大中，通过经济层面的朝直用中就是经济权能的皇极大中，通过哲学思想的朝直用中就是哲学权能的皇极大中，通过科学研究的朝直用中就是科学权能的皇极大中，通过艺术创作的朝直用中就是艺术权能的皇极大中，通过道德行为的朝直用中就是道德权能的皇极大中，通过宗教生活的朝直用中就是宗教权能的皇极大中等等。
这些不同也许正是后来不同文明偏向的根源之一。唐先生认为，泰古哲学在本来的意义就是泰古人的根身性相学，即泰古人通过自我反省其根身生长变化的基本情状或性相而形成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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